[摘要]收获》创刊以来发表的小说被拍成电影的约有上百部，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张艺谋的《活着》。这样好的优势，在热火朝天的中国影视市场中正可以大展拳脚，而这样一个平台的出现，正可盘活一盘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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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获》放大招。

老牌文学杂志《收获》也有app了。5月18日下午，《收获》杂志与“赞赏”IP平台战略合作发布会在上海作家协会举行，宣布《收获》杂志的新媒体平台正式全面启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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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平台上线之后，意味着文学创作者可以通过“赞赏”平台开发的写作出版社区“行距”app,向《收获》杂志社的编辑投稿。当然，如果仅仅是投稿，做这样一个平台就有点大题小做。最重要的，这里还将引入版权代理，整合华语文学圈，让这里成为一个剧本交流的园地，发现新人，将杂志、文学交流和影视版权开发三者结合起来，打造一个互联网文学的剧本工厂，确实是开风气之先，也让文学跨越你我的距离。

说起来，《收获》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《收获》创刊以来发表的小说被拍成电影的约有上百部，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张艺谋的《活着》。这样好的优势，在热火朝天的中国影视市场中正可以大展拳脚，而这样一个平台的出现，正可盘活一盘棋。

明年，就是《收获》杂志60周年了，风风雨雨走来，《收获》能在中国文坛屹立不倒，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，和它的继往开来求新求变分不开。

《收获》杂志50周年时，我曾经专访过当时的《收获》主编、现在的《收获》名誉主编李小林老师，畅谈《收获》的50年历程，这里首次全文推送。祝福《收获》能有更好的未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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镶有彩色玻璃的西厅、弧形上升的楼梯、铸铁栏杆的阳台、一柱擎天的罗马柱、小天使和爱神组成的雕塑喷泉以及多少有些巴洛克风格的雕饰，都在显示主人的品位。

从喧闹的陕西南路迈步走进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建筑空间中，有种恍如隔世之感。上海市巨鹿路675号，房子连同绿草如荫的花园，解放前曾经是“煤炭大王”、“水泥大王”和“火柴大王”刘鸿生的弟弟刘吉生的住宅，如今则是《收获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萌芽》等多家文学杂志社和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所在地。从物质贵族的豪宅到精神贵族的家园，这里已经走过了50多个春秋。

在3楼走廊里，见到《收获》主编李小林，她正在忙碌。《收获》杂志编辑廖增湖对我说，她很忙，从每一期的终审稿，到封面的颜色和设计，事无巨细，她都要过目定夺。主编室里堆满了刚刚印好的最新一期《收获》，依旧是《收获》经典的开本和装帧，只是用了大红颜色透着喜气。烫金的“50”这个数字表明了这一期《收获》对于这本杂志和这个杂志社的重要性。

两次停刊，两次复刊，从巴金、靳以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到现在以李小林为首的《收获》年轻一代编辑，《收获》已经走过了整整50个年头。就是在这本杂志上，刊发了《茶馆》、《蔡文姬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《迷舟》、《妻妾成群》、《东渡记》、《顽主》等一大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。马原、余华、格非、苏童、北村、孙甘露等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作家，因为《收获》而为中国读者所熟知。不能不感谢这本杂志，它是中国50年发展的晴雨表，他们掏出自己燃烧的心，奉献给作者和读者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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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获》1979年复刊号

靳以：倒在工作岗位上

1930年代，郑振铎和靳以在北平编过一本文学杂志叫《文学季刊》。1956年，巴金和靳以在上海酝酿办一本文学杂志，希望能够接续《文学季刊》的风格和传统，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创作和发表的园地。在2007年第4期的《收获》上，刊登了一张巴金和靳以30年代在北平圆明园遗址前的合影，他们的合作从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（即《文学季刊》编辑部）就已经开始。但他们所设想的《收获》杂志还是一本有个性的，绝非千篇一律的文学刊物。在酝酿这本杂志的时候，当时的政治气氛还不是特别紧张，所以他们都满怀信心、满怀理想。“对于杂志的未来，他们有很多设想，”李小林对我颇为动情地说，“当时靳以还想以后出丛书，甚至办一个出版社。靳以到北京，老作家那儿他到处去约稿。你看当时《收获》的编委会成员，阵容非常强大，都是些名作家。当时作家的创作欲望非常高涨，作品也不断出现，文学杂志却很少，巴金和靳以非常想将其办成一个文学百花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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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和靳以

这是一本新中国诞生最早的大型文学刊物，编委包括：冰心、曹禺、柯灵、郑振铎、刘白羽、艾青、陈白尘、周而复、峻青、李季等人。但是《收获》刚刚创刊，紧接着就迎来了来势汹汹的反右运动。令李小林印象最深的是天津作家方纪的《来访者》发表后就挨批了。挨批后，编辑就得表态，就得写检查，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就风云突变。所以李小林觉得我们的前辈们确实是非常不容易。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，尽管办得很艰难，他们还坚持着他们延续“五四”的文学理想。李小林当时12岁，是它的小读者，特别喜欢看《收获》，常常盼着它出版。但接下来主编靳以因心脏病发作于1959年去世（去世前，他还在病床上看稿、看校样，他倒在工作岗位上），对《收获》和巴金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马上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，纸张严重紧缺，纸张就从白颜色变成黄颜色，从黄颜色变成黑颜色，真没法看，不得不停刊。

此外，当时《收获》是双重领导，是中国作协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学刊物。这本杂志从属于中国作协，当时《收获》都是在北京印刷，但编辑部又在上海，因为巴金和靳以的家都在上海。中宣部领导就认为，既然他们家都在上海，编辑部也可以放在上海。在上海的话不可能只是中国作协来管，上海市委宣传部也要管，双重领导当中也多少有点矛盾。

创建一个百花齐放的阵地

在50年代的《收获》上，巴金和靳以两位主编开启了《收获》的追求：创建一个百花齐放的阵地。

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，是鲁迅未发表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、艾芜的长篇小说《百炼成钢》、康濯的《水滴石穿》，老舍的三幕话剧《茶馆》和柯灵的电影剧本《不夜城》，以其卓越的文学品格立即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这个时期的《收获》还刊发了如《大波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山乡巨变》等长篇小说和《林则徐》、《蔡文姬》等剧本。

其中，周而复的《上海的早晨》仿佛时代的潮汐，把握着城市的脉搏。因为在华东局统战部工作，他和上海的工商业人士和公人都有了深入的接触，接触得多了，了解得深了，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公人就成了他的朋友，他们无话不谈。

1952年春，周而复开始构思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，把他了解的历史写成小说。他曾经设想写6部，但后来因故放弃了计划，只写4部：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；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，开展五反运动；第三部写民主改革；第四部写公私合营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。波澜壮阔的画卷记录着时代的变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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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与周而复

1957年11月12日，第一部改稿写完，作为《收获》杂志的编委，他将这部稿子首先给了《收获》，并于1958年在《收获》发表，同年下半年出版。

和《上海的早晨》相仿，柳青的《创业史》也是全景式的长篇小说，只是柳青将目光投向了农村，他的计划是用4部的篇幅来描述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，虽然最终他只完成了两部。第一部以1953年为时代背景，描绘了渭南地区“蛤蟆滩”的青年农民梁生宝带领土改翻身的农民组成互助组，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故事。因为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社会、思想和心理的激烈反应，并且塑造了梁生宝这个血肉丰满的形象而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1959年，《创业史》第一部发表在《收获》杂志上。

向大师的背影致敬

在《收获三十年》一文中，巴金写道：“1964年1月，《收获》在上海重现。人们称它为‘新收获’或‘小收获’，它不是原来的《收获》，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。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，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，改出‘新收获’，记得是以群在领导，萧岱同志做实际工作。”

64年的局势已经比较左了，复刊之后，运动一个接一个，文艺界也开始整风。第二个《收获》上就出现许多批判、表态文章，到1966年上半年的时候连社论都上去了。直到“文革”正式开始，《收获》被认为是文艺黑线的老窝，自然是首当其冲。不仅《收获》被革命左派砸烂，连以群也挨批挨斗、跳楼身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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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1月，《收获》第一次复刊，《收获》历史上曾三次停刊

1979年《收获》第三次复刊。李小林感慨地说：“我觉得我们比我们的前辈要幸运得多。时代不同了，社会毕竟是进步了。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宽松，尽管其中也经历了一些反复，但至少不会再因为发表一篇小说、一篇文章而获罪。”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浮躁》发表后，上海市的某位主要领导人在万人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这篇小说，要是放在“文革”前是件不得了的事情。作协就召开讨论会，邀请一些作家、编辑一起来讨论，大家并不因为主要领导人说有问题就否定它的文学价值，还是从艺术上予以肯定。所以李小林觉得他们比他们的前辈要幸运。因此，他们在2007年第4期《收获》上发表了一些老作家、老编辑的照片、手迹和感言，就是要向文学前辈和编辑前辈表达敬意，他们这一期的主题也定在“致敬与传承”上。李小林对我说：“这些大师们已经离我们远去，我们向大师的背影致敬。《收获》创刊的时候相当辉煌，《茶馆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山乡巨变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作品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，都成为了我们的一笔财富。”

冰心对巴金说：你要管管《收获》啊

《收获》副主编的程永新1983年进入《收获》，作为新时期以来《收获》的中坚骨干，在他手上发表了包括余华、格非、王朔等作家在内的代表作，捧红了这些名作家的同时，也让他在文学圈子里有了“伯乐”的佳誉。

苏童的成名作在他手上发表。他大学时的一个姓黄的同班同学在南京经常和苏童玩，有一次苏童把他写的小说给他看。他看了以后非常吃惊，推荐给程永新，并且评价很高，程永新记得他说：“这个人以后会大红大紫，你要注意一下。”程永新看了后觉得确实很出色，于是拿过来发表了。在《收获》上发表小说对苏童无异于一剂强心剂，让他对文学有了更强的自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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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与冰心

程永新记得，在80年代，马原和他经常和华东师大的老师们在一起交流。文学评论家吴洪森有一次把格非的手稿拿过来给程永新们看，说你们要注意一下。当时他们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年轻人。他在外地文学刊物上发了一个短篇，但用的是真名刘勇。程永新看了他拿过来的手稿之后，说：“还有点意思”。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。然后格非又拿回去修改。出乎他的意料，格非改得非常快，再改完之后又拿来给程永新看。程永新看了以后，觉得跟原来的水准相比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。后来就发表了，这就是《迷舟》（发表于1987年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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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

作为先锋派中的代表作家，格非的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保守的批评家批评为“晦涩难懂的典型”。在《收获》上，文学作品发表后，有一些意见的分歧也是经常的事。程永新回忆说：“张贤亮有一部著作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。它是《绿化树》三部曲最后的一部。写出来之后，北京的一些女作家看了之后非常不愉快。她们觉得这个小说完全是一种男人的视角，表现的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倾向。而且因为当时张贤亮的作品都比较引人关注，北京作家圈子里的人大都看了。最后是冰心先生看了。冰心先生看了之后，她也不喜欢。当然她不喜欢是完全正常的。她带信给巴金说，你要管管《收获》啊，这样的作品也发表出来。后来巴金就去看了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。他看了之后说，这个没什么，这个是可以发的。”

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

钟红明在《主题：致敬和传承》一文中总结说：“八十年代中叶开始，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都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、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，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，一连串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这一时期的《收获》上。”在新时期的《收获》上发表过各种各样的作品。包括形式探索的先锋派作品，还有牵涉性内容的小说，以及70年代被其它媒体冠以“身体写作”的青年女作家的短篇，程永新解释说，他们选择刊登小说的最基本原则是小说的品质，与他们是否是“身体写作”无关。“我们不排斥任何风格任何流派的作品，”程永新很坚定地说，“只要它是这种风格这种流派这种手法写作当中，我们判断下来是比较顶尖的，我们都会选用。不会因为他这个是现实主义，太写实的东西我们就排斥。也不会因为他用了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我们就不能接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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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华

新时期的《收获》也并非一边倒的赞誉之声。事实上，余秋雨的散文专栏就引起过知识界的争议。90年代《收获》还开过一个关于鲁迅的专栏。编辑们希望再现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鲁迅，并且能够让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为人们所了解，结果王朔批评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史铁生：我宁可不要那10万块钱

史铁生当初时候写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时，希望能够在《收获》上发表。而当时云南人民出版社的《大家》杂志，办的也出色，可以说是新崛起的大型文学期刊中的代表。他们有一些企业的资金赞助，《大家》每年有一个红河小说奖，有10万元的奖金。这在当时的文学界也是很可观的数目。《大家》的主编李巍听说史铁生写了这个长篇小说以后，他觉得这个奖给史铁生比较合适。于是他就去跟史铁生要稿子。史铁生说，已经给了《收获》了。于是，李巍专门从云南飞到上海，约程永新出去跟他聊聊，目的就是想《收获》“让贤”，把《务虚笔记》让给《大家》发表。

《收获》编辑的态度是为作家着想，他们仔细考虑后觉得史铁生的健康状况不大好，经济状况也不好，稿费也有限，因为他写的少。他们就征求史铁生的意见。程永新对他说，如果你愿意给《大家》杂志，我们可以考虑。但是史铁生很坚决地说，只要你们喜欢我的作品，我宁可不要那10万块钱。

一个稳定团结的团队

《收获》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杂志模式，也保持着一个稳定团结的团队。在这里工作的肖元敏、程永新和钟红明都已经超过20年，廖增湖和王继军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。李小林也自豪地说，稳定也是《收获》的一大特色，他们的编辑勤勤恳恳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，收获着文学的成果，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熟。

《收获》编辑廖增湖90年代以来以小说《秘密的蝴蝶》、《口干舌噪》、《三人行》而引起文坛关注。当被问及“程永新和他都写小说，在《收获》杂志社，写小说的风气是否其实也是《收获》杂志社的‘潜在’写作”时，廖增湖诚恳地对我说：“我只能谈我自己。我是一个文学编辑，看稿、编稿、校稿还有退稿，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小说是业余写作，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和理想。在《收获》杂志工作，对我来说意味着幸福和满足——这不是套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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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像火一样，特别热情

河西：最初创办《收获》的时候，当时有几个编辑？

李小林：大概有5、6个人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从一开始就设立了编委会，有13位编委，定期召开编委会。上海编好稿子，然后再送到北京印刷发行。我父亲是没有编制的。他是从来不拿国家工资的，完全靠稿费，他为《收获》的工作只是尽他的义务。

河西：为什么取名叫“收获”？

李小林：是靳以先生提出来的。也比较确切。几分耕耘几分收获。他们觉得我们迎来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时期。题字是鲁迅的题字，从他的作品中抽取了这两个字。一开始是宋体的铅印。从第二个《收获》时期开始用这个题字。也是继承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精神的一种表现。

河西：巴金先生说《收获》创刊最重要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是靳以，一个是萧岱，能谈谈萧岱的情况吗？

李小林：萧岱先生从老《收获》到新《收获》一直在《收获》杂志社工作，他是老《收获》时的编辑部主任，好多具体工作都是他负责。第三个《收获》的时候，他就是负责人之一了，任执行副主编。萧岱1986年退居二线，但还是《收获》副主编，88年因肝癌去世，他患了肝癌之后还是带病在工作，还是坚持在岗位上，真的可以说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，靳以先生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、敬业精神对我们这一代《收获》的编辑们影响很大。在“文革”中自杀的理论家以群先生，还有老作家魏金枝都是第二个《收获》的负责人，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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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小林与萧岱

河西：您印象中的靳以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？

李小林：他是个非常开朗、非常有热情的人。我当时年纪小，有些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。但我记得只要他一来，他的热情、他的爽朗的笑声就能感染所有的人。他经常到我们家去。他和我父母关系都很好，两家经常走动。他像火一样，特别热情，对人、对工作都这样。

河西：徐开垒的《巴金传》中写59年的时候，靳以还是写了很多正面歌颂的文章，在反右中，巴金、靳以先生有没有受到冲击？

李小林：反右这一段我不是特别清楚。当时他们自己也是自身难保。整风时鼓励大家“鸣放”，我父亲也写了一些杂文。“文革”初期的时候，我看到揭发、批判我父亲的材料，说是当时反右的时候本来是将我父亲定为“中右”的，后来是上面保了我父亲才幸免于难。反右的时候他们肯定很紧张，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，一开始还在鼓励“百家争鸣”，后来一下子风云突变，他们肯定没有思想准备，我想他们一定不知所措，不知道形势怎么会变成这样。

铜头皮带抽到我母亲脸上

河西：在“文革”中，巴金先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，巴金先生在《纪念》一文中说文革中造反派把他和两个妹妹和21岁的女儿关在厕所里，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？

李小林：我记得66年12月一天的半夜里，北京来的红卫兵（好像是联动的）冲到我们家，翻墙破窗而入。这些红卫兵很职业，一来就把电话线剪断，气势汹汹，非常可怕。我母亲就是怕他们把我父亲带走，所以我母亲就冲出去，冲到我家对面的派出所，想打电话给单位的，结果他们追到派出所，当着警察的面，用铜头皮带抽到我母亲脸上，我母亲的脸马上就肿了起来。然后把我母亲押回来，我们就一起被关在家里的厕所里。红卫兵开始抄家，他们倒不是要资料，要的是钱财。在此之前，已经有好几拨造反派来抄过家，作协当时也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，但作协的造反派还比较文明，把有用的文字资料拿走了，其它的东西都封存起来，但红卫兵抄家就不一样了。

河西：什么时候去的“五·七干校”？

李小林：大概是69年吧。那时我已经去了吴江军垦农场，我弟弟到安徽农村插队去了。当时上面号召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，林彪有个“一号命令”，就把他们这批“臭老九”全都赶到农村去了。北京中国作协的全都去了湖北咸宁“向阳湖”干校，上海的也都赶到奉贤“五·七干校”，作协是砸烂的单位，张春桥说作协是封资修的大本营。

河西：在军垦农场，有没有因为您父亲的缘故受到委屈？

李小林：有一些，这是肯定的。不过还好，我原来在上海戏剧学院，上海戏剧学院闹得很厉害，但我在学校里的处境还算好。只是心理上压力很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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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与茹志娟

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

河西：79年《收获》才第二次复刊，从76年就开始筹备了吗？

李小林：76年“文革”结束后是百废待兴，积重难返。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，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一大堆，包括大量的冤假错案，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刚开始还顾不上文学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之后，文学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。《收获》的第二次复刊从78年9月开始筹备，到79年1月正式复刊。否定“两个凡是”，恢复高考之后，国内整个形势都不一样了。文革中只有8个样板戏和一部《金光大道》，大家对文学和知识也是如饥似渴。这时候国内出现了好几本大型文学刊物，《十月》、《当代》都是这时候创刊的。

河西：您是什么时候到《收获》的？

李小林：我是1978年8月从浙江的《浙江文艺》编辑部调回上海的。我父亲年纪大了，身体不是太好，需要有人照顾，我就调过来了。复刊前先在《上海文艺》呆了一个月。文联党组把萧岱、孔柔和我叫去筹备《收获》复刊。

河西：《人到中年》刊发后影响是不是特别大？

李小林：《人到中年》发表于80年第1期。谌容第一部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是发在《收获》上的。复刊前，我到北京去组稿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孟伟哉先生对我说，有一篇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，写得不错，但在北京发表可能有困难，我们看了后就发表了。包括冯骥才的《铺花的歧路》，也是他推荐的，茅盾先生看了后还专门为这篇小说说了话。

先有《永远是春天》才会有《人到中年》。因为《永远的春天》我们发了之后，我们就跟谌容有接触有来往了，我们希望她能再给我们写，她就写了《人到中年》。当时她的生活条件也很差，身体也不太好，写的时候还晕过去了。后来我父亲听说了以后就叫我去看她，在她困难的时候也给她一定的支持。

发表以后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。当时也有人不满意，小说里写到有一个知识分子出国去了，他们就觉得你好像不爱国。当时对很多作品都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最关键的是他们不是从艺术上来探讨文学作品，都是从政治上来否定它。展开艺术讨论完全可以对不对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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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巴金与编辑部成员合影

河西：80年代的青年作家专号让苏童、余华、格非、孙甘露等人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，能否谈谈当时组稿和刊发专号的情况？

李小林：那期专号是程永新提议的。那是87年，程永新还是个很年轻的编辑。他对文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我是85年当副主编的。我本人并不喜欢做领导，我父亲也不太同意，他希望我能多些时间帮他做些事情。84年10月吧，我陪我父亲从香港回来，编辑部的一些中青年编辑就到我家来，一定要我出任副主编，正好当时领导部门也要提拔一些年轻干部，我这个年龄段大概正好适合一点，承上启下，当时编辑部年轻的都还太年轻。85年我正式被任命为副主编。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班子，大家对文学都充满了热情，都想做些事情，把刊物办得更出色，他们就提出来是否可以集中的出一个青年作家的专号。那些青年作家零零星星也发了一些作品，但不成什么气候。必须形成一种气候，才会造成影响，程永新提出设想，大家分头组稿，我们连着做了两期，87年做了一期，88年又做了一期。比如说余华，当时他的处女作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已经发表了，发在《北京文学》上，李陀看了他的两个中篇，觉得很有基础，李陀就把这两篇推荐给我们，一篇是《1986》，一篇是《四月三日事件》，我们看了之后也很震撼，我们先发了一篇，另一篇放在专号里。一个名气不大的年轻作家，连着推了两期，第五期发了一篇，第六期又发了一篇，一下子余华的影响就起来了，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。这两期专号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，对于这些年轻作家步入文坛也起到了一些作用。

河西：有人批评说90年代中期以来的《收获》比较中规中矩，您怎么看？

李小林：我原来也这么认为，90年代是不是相对来说平庸一点？但是我看了一下，还是有很多优秀作品。余华的《呼喊与细雨》、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等作品都是90年代发表的。贾平凹的《高老庄》、王安忆的《纪实与虚构》、史铁生的《务虚笔记》、刘恒的《苍河白日梦》、格非的《敌人》、王朔的《我是你爸爸》、张炜的《九月寓言》、李锐的《无风之树》，还有苏童、叶兆言的长篇等等，另外，还有很多好的中篇，都是90年代发表在《收获》上的，可以说是硕果累累。相对来说，90年代思想比较沉闷。但文学并没有因此变得平庸，相反变得更加成熟。只是文学不再是一种集体行为， 80年代是几代中国作家的集体亮相，那是一个充满激情、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代，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。

河西：但90年代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新生代作家，比如张旻、西飏、丁丽英等人，他们的影响力都无法与余华、苏童等80年代成名的作家相提并论，他们在《收获》上都有发表作品。

李小林：那还要看一个作家的底气足不足，看你能坚持多久，坚持些什么。作家是个很寂寞的职业，太热闹的话成不了好作家。

全国唯一一家不做广告的文学杂志

河西：这么多年来，《收获》的栏目设置几乎都没有大的变化，小说和散文，这种稳定是否也是一种坚持？

李小林：《收获》确实是比较稳定。这种稳定体现在刊物的品位、风格和质量上，包括编辑部的整个班子和人员的稳定，才能保证它的质量。

河西：现在的发行量有多少？最高一期有多少？

李小林：12万多。最高的一期有120万。但我觉得120万也不正常，因为当时文学承担了太多文学之外的责任。当时我们有3个印刷点，后来刊物由杂志社自己出版后，就都收回来了。

86年，我们从出版社拿回来，就走向市场了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没有行政拨款。

河西：有一次全国纸张涨价后，《收获》似乎发生了经济上的困难，陈荒煤等人得知消息后纷纷捐款，才使《收获》渡过难关。

李小林：那是88年，全球性的纸张暴涨，印工也上涨，就波及到我们。我们刚自己办刊不久，而定价是全年都定好的。年中纸暴涨了，定价又不能涨，这样我们一下子就陷入困境了。当时利润还是比较薄，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读者的利益、他们的承受能力。

有些媒体得知了这样的消息后写了报道帮我们向社会呼吁。大家都觉得不能眼看着这样一本纯文学刊物垮台，马原、余华都提出来可以不要稿费，他们要挺《收获》。我父亲带头捐献稿费。萧乾把他的一本新书的稿费也捐给了我们。还有海内外的一些作家也捐了款。有些读者也让我们非常感动。他们本身是工薪阶层，经济状况也不能说很宽裕。有一个孩子，他说他已经没有钱来订《收获》，但是他还是把他得到的20元奖金寄给我们。当时的风气也不一样。有一个退休老人，寄来了1000多元，我们把钱退回去了，但这对我们确实是个很大的鼓舞。

后来上海文化基金会借给我们一笔钱，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也借了5万元给我们，这样我们就渡过难关了。当时我们欠了18万元左右，而账上只剩下了3万多元，只够我们日常开支用了。第二年我们只能涨价了，当时我们心里也打鼓，想涨价后我们的征订会不会跌下来，结果不跌反涨。于是，我们成了全国唯一一家不做广告的文学杂志。很快我们就把欠账还清了。

河西：像那多、张悦然这样的青春小说家也在开始走上《收获》的版面，这是杂志对文学作品的吸纳有了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，还是面对市场时的无奈之举？

李小林：我是反对把作家分成“几0后”的。每一代的作家都是从年轻开始的。格非在《收获》上发表《迷舟》的时候也就是20多岁。也没有说他们是“几0后”的。看作家还是要看作品。我们发过一个长篇《等待夏天》，作者王微很年轻，也不是专业写作者，这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写的一部长篇小说，他是做网络的，写出来也就是自娱自乐。后来我们一个编辑发现了之后拿到编辑部，大家看了后觉得不错，请他修改后就发了。我觉得作品质量是唯一的标准。

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，大方针不变的前提下会有一些新气象。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，再加上一些年轻编辑进来，补充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观念。但总体来说，我们的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，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自己的品位和办刊宗旨。

河西：在未来，您作为《收获》的主编会有些什么样的动作？

李小林：我想我应该退了。下面要看他们年轻人了。我的使命已经完成，我从85年做副主编到现在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。

河西：现在的文学期刊许多都已举步维艰，面对市场化大潮的侵袭，您觉得把文学期刊完全推向市场的做法是否也值得商榷？

李小林：是这样的。现在一下子全部推向市场了，我觉得对于文学期刊不能简单化的一刀切，全部断奶。我们是比较早地尝试市场化，经过这么多年，还是有一些经验。而且我们进入市场时的大环境要比现在好很多，现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，整个社会泛娱乐化了，我看到过一份资料，国民的阅读率每年都在下降，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说政府对纯文学的刊物是否应该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？

我们现在和一般的企业完全等同起来了，文学毕竟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，它是精神产品，我们也交33％的企业所得税，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税，连续三年都在递增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。出版社和其他文化报纸都享有退税优惠政策，我们没有享受过，如果可以退税，省下的钱我们就能用于改良我们的纸张，或者用于发展上，对刊物和读者都是有好处的。有些靠政府补贴的刊物因为发行量小，所以用纸还是不错的，我们也想用好纸，但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堪重负。如果我们用轻质纸、蒙肯纸这样比较好的纸，发行量大，成本马上就上去了，现在定价12元肯定顶不住。工薪阶级有多少钱用于买书？我们主要考虑到读者的承受能力，今年纸张在涨价，但我们还是保持了12元这个定价。

《随想录》： 从《望乡》谈起

河西：1992年，马原来访问巴金先生的时候，巴金先生似乎不知道马原是谁？

李小林：当时我父亲搞错了。把马原当成了马建。当时马建的小说《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》不是挨批了吗？我父亲还是很注意这些事情的。所以马原来了以后，我父亲就问他，你是不是那个写小说挨批的作家？他说我不是，名字差不多，就差了一个字。当时他写的《大师》也挨批了。马原就说，我不是马建，但是我的作品也挨批了。我父亲鼓励他，还是要多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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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原

虽然他是挂名的主编，但是有重要的作品他都看。特别在80年代，凡是有争议的作品他都会看（包括《浮躁》），他看了以后说没问题。我父亲眼睛不是很好，而且当时又没有打印，都是手写，不可能每篇稿子都看，但我们经常会跟他说起一些情况，有一些他会在发表后拿来看。到90年代后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他依然如此。像李辉的《沧桑看云》、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他都看。再后来，《收获》每期发表的重要作品我们都读给他听。

河西：巴金先生晚年的《随想录》在《大公报》连载时受到国内的很大压力不奇怪，可是一开始是香港的7位大学生写文章来批评巴金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李小林：我父亲写《随想录》是78年。香港《大公报》的副刊《大公园》编辑潘先生向我父亲约稿，就写下去了。香港学生对“文革”确实不了解，所以他们也许会觉得怎么你老提“四人帮”，老提“文革”，他们对国内情况不了解。

在国内，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。比如说日本电影《望乡》引发的争论，在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在当时，《望乡》的上映遭到很多人的公开批评，说是“黄色电影”，仅仅因为它描写日本妓女的生活。《随想录》第一篇就谈《望乡》，后来，我父亲又写了一篇《再谈<望乡>》。第三篇写的是《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》，当时对于西方文学名著，很多人还视若洪水猛兽。

我记得“文革”之后，是否要重印我父亲的《家》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那时思想很左很左。我记得当时《大众电影》登了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而挨批，上海的一份杂志上登了一张名画：《泉》，因为表现了人体，结果被批得一塌糊涂。丁绍光在首都机场画了一幅傣族泼水节的画，画面有傣族少女沐浴的场面，最后这幅画给盖起来了。那时刚刚从“左”的禁锢中出来，很多人还是习惯用“左”的思维方式。《收获》79年复刊第二期上发了悼念总理的从维熙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和冯骥才反思“文革”的《铺花的歧路》。发表不久，马上就有人写信来说：你们是苏联“解冻文学”的翻版，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所以每走一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也不是像现在想象的那么容易。当时一些小说一发表就挨批，但毕竟社会进步了。一部作品就把人整死、给人扣帽子的情况至少不会再出现了。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自己的意见。

河西：90年代之后，巴金先生基本上是住在医院吗？

李小林：他住医院是断断续续的。94年前基本在家里，有时到医院例行检查。94年11月他胸椎压缩性骨折。那以后他就小半年在华东医院，大半年在杭州疗养。因为我家在楼上，不太方便。而且我父亲支气管不是太好，冬天就回到医院里，春夏秋天则住在杭州。

他患有帕金森式症，写字越来越困难，他想得很多，但是没办法，手不听使唤。所以只能写慢一点，到后来每天只能写几十个字，但是他坚持不口述。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，不能写了，他才允许自己口述。他的最后两篇文章（《怀念曹禺》和《怀念振铎》，是他口述，我帮他整理出来，最后他再逐字逐句地订正。《怀念振铎》曾经写过一个初稿，但后来因病没写下去，98年又拿出来，在他99年病危前还逐字修改。他觉得口述这种方法也可以，这样他还可以再写一点文章。《随想录》的全部和《再思录》的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笔书写的，只有《再思录》中译文全集的跋最后两篇是口述，但基本上都有一个草稿，不是完全口述。

《怀念曹禺》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，因为他老在脑子里想，有时候他会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有语言障碍，帕金森式症发展到后来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，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我就记下来，再念给他听。

河西：查出这个病是在什么时候？

李小林：查出这个病是在80年代初。他刚开始不知道，82年摔了一跤，骨折，才查出来是因为帕金森式症，转身不方便才会摔跤。得了这个病，字越写越小，手发抖，主要是因为肌张力高了。

河西：夏志清先生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对巴金先生的《激流三部曲》评价甚低，您怎么看？

李小林：这没什么，很正常。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有人也说《寒夜》才是我父亲最好的作品。毕竟我父亲写《家》时只有20多岁。但读者对《激流三部曲》的热爱至少说明，这些作品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更迭而失去它们的价值，这就够了。（文/河西）